本帖最后由 低热不退 于 2013-3-4 12:32 编辑
镜头城市：以回归来前进 ——关于唐浩武的《弄堂碎语》 阮夕清、刘诗晨 都市是个神话，自然也和其他神话如出一辙，总是摆出上帝视角，超然，而冰冷。监控探头是这个上帝的化身，它不仅密布于干道环线、酒店银行、高档社区，同时被嵌入都市人的眼角，用以塑造人们的观看方式。且目之所及，多少都带点广告色彩，对居伊•德波这样敏感多疑的学者而言，都市与其说都市景观，不如说是供人注视的货币。 只有视角可以和视角对话。在长庆路等弄堂里游荡的摄影师本人，肯定是都市神话的异教徒，苦于诉说，只好借来弄堂里的闲言碎语，替他辩一辩。在他的画面中，不再是你观看它，而是细节逼视着你，向你索要都市人在频繁规划中被打上叉的记忆，都市的史前史。《晚餐时光》这一帧就汇聚了这种逆向观看。目光在景深深处集束，老头、老太、门窗、碗口，显得拥挤。但同样是拥挤，却不比早高峰地铁车厢内那样让人神经紧绷。簇拥着的，是人情味。那个扎马尾、端饭碗，风姿绰约的阿姨扭过头来的一瞬，甚至让相片内这个小世界的“外人”有莫名的罪感。 这组以长庆路等里弄内的日常生态为题的系列作品，涵盖了生、老、孝、仁、乐等中国传统道德及人情社会构建的关键字，数量虽少，辐射却广。对琐碎物件表意潜力的挖掘，也彰显他独到的镜头语言。弄堂口三人球赛页眉上如女观众侍立的厕所标识，车摊前的静物：锯、布、钳，和刹车线甩出的一段随机线条，不着斧凿，日常中却见前卫。新浪潮影人为了增强写实感，总会预先录制环境噪音，再剪进影片。在这组作品中，板凳、晾衣杆，水盆和水渍，几乎无处不在，或点缀几处，或遮去一角，不妨命之为环境噪点。在表现弄堂口与都市接壤的真空带时，也有它们的影子，虽然已滑入余光边缘，《回家》中一星半点的被单。就是这些东西，把人们驱赶到户外，纳凉、洗衣、晒太阳，做一些在室内不方便做的事。这些不方便，却也为人们行了方便。见面机会多了，熟了，渐渐就有了邻里间的默契，甚至依赖，不然《孝行》中那张不起眼的大圆桌，为什么不塞回屋子里，甚至把巷子堵得水泄不通？ 地理感上的水泄不通，就是作者镜头世界中回归的情感纵深。作者深知长庆路等里弄离不开这道纵深，正如公路片离不开公路。这道纵深，又不似主干道那样不着边际，如针筒般抽干城市的元气。这条纵深，有头、有尾，有面子，也又里子，类似费孝通笔下的开放式乡村聚落。它是长庆路等里弄的生命线，除了衣食住行和香火，两旁还布满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说的“街道眼”，以便互相关照。监控的眼，是机械的。街道眼，却是活络的。当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通过时，会指指戳戳，当一个邻居来了，会眉来眼去。它又是弄堂的时间轴，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点，在《快乐的小天使》里，藤椅里的老人、浴盆中的婴儿，是个小轮回，生命的轮回。耀眼白光和黝黑身躯的强对比，犹如从乡土跨入城市，又形成一个大的循环，自然与人的循环，也就是文明在发展中基于家庭生活和情感记记维系的力量，当下残缺的城市记记中，作者用镜头给予补偿和释怀。 这些微型肖像如弄堂的遗址，往小了说，是记忆的编码，往大了说，可作历史的方言。但不是念旧之人，却常常会忽视。克鲁尼美术馆犹太展区中的两粒麦种，在本雅明眼中，却足以刻下整部犹太祷文，唐浩武的这组照片，可以读出许多本书，但有一本，肯定就是由粗糙城市化进程抒写的“当代城市记记失缺史”。 (2013年1月)
弄堂碎语 (唐浩武摄/文)
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有现代物质文明让我们看得更远、飞得更高、跑得更快、过得更舒适，与古人与比，我们无疑是有神通。但在享受高度的物质文明的时候，我们却渐渐发现我们已经离不开这些物质，一旦离开你就会感觉不爽、不习惯甚至烦恼或痛苦，其真相就是我们被这些“幸运”左右了，我们被物质俘虏了。 现实中许多人对于物的追求超过了对于人生追求的本身，因此一切喜与悲与“物”相关联，而与真正的“我”无关。对于人的价值也常以有无“交易”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实用和冷漠，同学同事只是同室相处的人，而不是伙伴；街坊邻居只是彼邻而居，可老死不相往来；亲戚朋友只是血缘和酒肉联系，却并无真心相系。疏离感已被我们漠然接受而成为许多人的常态心理。物质或正成为我们的痛苦之源。 当我翻看2003年前后拍摄的无锡长庆路、夹城里、惠山直街等弄堂的黑白照片时，又让我感觉快乐是那样简单，虽然照片中的生活场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我们内心的变迁却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改变。那种心中的宁静与快乐，是与高度物质上开出的喜悦之花不同，它不会因为物质上得到更多而孤寂，也不会因为失去更多而失去自我。这些影像带给我们信息，或许能够带领我们返回“那时那境”来思考我们“此时此境”的困顿。（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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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4 12: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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