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摄影师Gordon：不同的方式看世界

完美人生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讨论，有关新锐的一个奖赏，或者是一个褒奖，同样，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在语言的环境里面，这种内涵里，我们来表达这样的TOP20一个概念，一个范畴的认知。古老的话语，或者是一些俗话，古代的话语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想到有一些话，比如说“由来听得新人笑，有谁知道旧人哭”，那么这样的话恐怕是对旧人说的，我们在西湖边上，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里，大家来谈谈新锐，为什么这个事件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得到老锐们的关注，一些老锐们神神密密地在打探、打听你们在搞什么？你们在讲什么？“爆竹一声除旧岁”，我原来不理解“除”的含义，从神秘的打探过程中我似乎理解到老人对这个字的含义。但是不要忘了还有一些话，比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新锐也好，才人也好，“各领风骚一五天”这个恐怕是对待新锐们来说的。我今天进行主持，当时和柴选商量题目的时候，在摄影的环境下，或者是在中国摄影历史的语境下，我们如何看待今天所谓新锐的摄影现象？有没有新锐现象？或者能否构成新锐现象？新锐现象的含义、内涵到底是哪些？这是需要我们讨论的，就是我们在座进入TOP20的朋友们，我们在私下里讨论的时候，有人仍然在抗拒这样的概念、范畴，什么是新锐？什么是摄影新锐？新就意味着对旧的反叛、叛逆？今天的新就意味着明天的旧，如果你进入新的圈道里面就很麻烦，如果明天新锐再来了，你就成为老朽了，固然你很年轻，固然你才20多岁，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固然你认为自己还没有开始，或者远远没有表达出自己想表达关于摄影的理解，这个时候就被人认为是老朽了，跨入老朽这么一个行列，这是人生之悲哀恐怕莫过于此。

     

    近些年来，是不是有新锐现象的言说出现？据我观察，的确有这种现象出现，这种现象按照我个人的总结，新的出现总是对旧东西的一种反叛，或者是对于旧东西的一种不满足，甚至对旧东西一种批判的结果。任何的一种现象，它的出现总有它想抗拒的一种状况，一种现实，那么这种东西，或者是自己内心的一种纠结，这种纠结呈现的特点是什么？我想比照前些年我们在摄影言说中最看中的主流话语，新锐在今天所呈现的这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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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这种特点总结起来，这几年一些影像表述的现象，价值判断含混，什么意思？当这些作品挂在浙江美术馆的时候，在旁边我们总是可以有人听到发出这样的问话，这张照片到底表达什么？到底在传达什么？就是在原来的一些摄影表述里面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非常明确的价值选择，在这些年的影像实验里显得含混、模糊了，这种含混模糊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不知道你在传达什么，有人就很恼怒，他这个东西到底在讲什么？原来摄影作品中，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占主流价值的纪实摄影，或者是报道摄影，在言所中间有些东西非常明确，我要为穷人说话，要为这个社会的不公正，我要表达我的意见，我要传达我对的社会批判精神，我要改变某一些人，某一类群体不公的社会现实和现实状况，我要批判富裕阶层，他们占有社会财富，他们对权利的把持。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作者所含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但是在我们近些年的影像实践里，这种价值判断模糊了，它到底是批评还是表扬？它到底想说什么？不明确，这是价值判断含混。
   

    第二，前些年占主流话语的摄影状况里，摄影者，就是拍摄者所占有的道德上的制高点，在这些年的影像实践中削弱了，甚至没有了，包括我们TOP20里面众多的年轻摄影家们，他们所呈现的影像特点，摄影师在这个里面，他所占有的道德制高点没了，他事实上是以更加平等，是以参与者的状况呈现在期间，比如说在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哪怕对非洲弱势群体的关照里，摄影师所呈现的，我是占有道德优越感的，我去传达你们的状况，我是你们的救世主，这样的道德状况，包括我去一个少数民族拍摄，我是一个汉族人，我生活在都市里面，我族中心主义，就是在西方人类学里面原来所呈现的我族中心主义，包括欧洲中心主义，大家比较熟悉的，在这样的一些状况里面，这种道德上面的制高点模糊了。
   

  

洋芋头

很有新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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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叙事性减弱了，在前些年的摄影过程表述中有非常强烈的叙事性，在我们今天一些年轻人的作品里面显得非常弱，比如说拍摄上海，拍摄北京，或者是拍摄一个村庄，拍摄一个群体，我们今天的影像实践中，很多人还是面对这样的主题，但是它的叙事性减弱了，人们会说你拍摄的上海是个什么样的上海？对于上海的认知你提供什么样的纬度？原来这些追问在今天的影像答案里模糊了。
   

     第四，在今天的作品里，如果做一个整体的呈现，原来我们强调的那种逻辑性，今天不那么强烈了，或者不那么刻意去寻求逻辑，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影像与影像之间的关系，影像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影像与拍摄者的关系，影像与传播以后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影像生产、制作、传播的链条里，这种逻辑性不强，甚至这种逻辑性是脱节的，为什么说脱节的？我的作品挂在那里，观者的感受，传统的纪实摄影师非常注重受众传播的感受，他讲起他作品的时候，下面可能有非常多人的呼应，甚至有人感动，有人流泪，有人愤怒，你这是什么东西？你对我们这种现象，你就是在侮辱我们吗？但是在今天的摄影传播过程中，事实上很难找到这样的情绪，找到这样的反应，你在传播一个地方的信息，你通过影像的方式在传播这个地方信息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受众无论是官员也好，还是普通人也好，普通人很难从这里找到强烈的对抗性的逻辑出来，或者非常明确的逻辑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些年影像实践中的一些特点。
   

    还有一些特点是什么？比如说它的消遣性、唯美特征，或者它超现实的色彩，非常个人化的表现，非常个人化的认知，这些特点在我们今天的影像里面，特别是年轻人的影像特征里表达得非常明显，消遣性、唯美特征与超现实的转述，对于超现实的感受、认知，在今天的影像特征里非常明确。
   

    第五，题材的单一。我在这里不是做价值判断，好与坏，这种题材的单一，早期西方的人类学一百年前曾经有一个转向，早期的人类学家，传教士或者旅行者，从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跑到中国的边陲云南、西藏，然后去拍摄一个完全异民族的生活，据了解，马林诺夫斯基去调查一个原始人的性生活，去表述这样的东西。但是他这种转向，现在的人类学转向，转向到一个对身边人内心的考察，一个认知，自己熟悉生活的厚叙述，一种深度的描述，今天的影像特征显然有这个特点，在题材上不再去蛇吞象，前些年的摄影师有蛇吞象，张口说我要做中国的穷人，我要做中国的移民，我要做中国的流浪者，我要做中国的什么，在今天影像探索的实践中，这些蛇吞象的大而无道的表述显然弱了，也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个已经不是主要的特征，这样的一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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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来判断近些年影像表达新的特点，或者新的认知，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或者有这样一个现实的结论在那里，我们影像表述的气质变了，一个人的气质变了，什么叫一个人的气质变了？说这个人我有两年没有认识他，以前的同学，大家在一起，水乳交融，谈论方方面面的问题，非常平等。一年以后，这个同学挂职锻炼了，到一个地方当了一副县长，再一年以后，大家还像以前一样聚会，这个时候你发现他的服装变了，原来是随便穿一件非常普通的衣服，但是这时候他开始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在大家的问话中，说起话来，开始都是政治政权，正确的废话一大堆，他非常谨慎地在使用严谨的官场语言来表达自己或者对大家提问所持有的谨慎，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质变了。我们今天摄影的气质变了，它的特征变了，我们判断这种摄影有没有价值？如果从中国摄影整体发展过程中，我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这种变化是刻意的、人为的，强行的转向，还是这种变化、转向能否成为这个时代文化道德状况的反映？如果说一个文化现象，一个艺术品的呈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保有一定的历史感来看，这个艺术品的出现成为这个时代文化道德状况整体的认知、反应，我想这种转向就是成功的。


    我们在研究美国三十年代摄影史的时候，包括昨天很多老师提到的美国农业安全局摄影队，芝加哥一批年轻的学子，领着每公里5美分的补助，开着破卡车到美国西部的农场去拍摄移民的母亲，拍摄西部移民穷困生活状况的图象。在1930年底的时候，随着西方经济危机大萧条时代的结束，随着城市化之下，那么在这个时候，在摄影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原来苦大仇深年轻的学子到西部拍贫困群体，拍移民所做的影像，突然之间大家不愿意再提了，突然之间它成了旧的东西，我想这种转向是不是与我们前些年所谈论的纪实摄影、报道摄影，今天我们已经不把它作为主要的言说对象，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相似的社会环境和变化？我们今天摄影语言上面的转向，是不是成功的？是不是代表了一个方向？我刚才说我的判断标准是不是我们这个年代文化道德的反映，这种表征，这种状况？同样有一个困惑，我们前些年关于纪实摄影，关于报道摄影，那种做法是不是出问题了？问题有多大？对照我前面说的几方面特征，我想显然前些年关于摄影的表述问题很多、很大，关于前些年纪实摄影、报道摄影，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阶段性的反思，回顾一下，那么问题显然非常多。明确的价值判断是不是显得简单了？显得单一了？摄影师所占有道德上面的制高点是不是也有问题？你是谁？你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真正关心、关注你所拍摄的对象吗？我们不乏见到一些报道摄影师，在展示他作品的时候，似乎跟拍摄对象打成一片，也似乎一把鼻涕一把泪，但是转过来就是另外一副嘴脸，嘻笑怒骂，这一次给我多少钱？我为什么还要去弄这个东西？摄影师的作品所呈现的那种状况，和他的人格有分离，我们作为今天新的影像实践者、探索者，是不是还愿意承受这种分离？我们有没有新的分离出现？比如我们今天的影像实践、影像状况，同商业结合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中间又会产生新的分离？这些是不停会出现的一些状况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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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昨天各位关于新锐的谈话和研讨过程中，我在听的过程中，就像我喋喋不休说的时候下面的听者有心。在有关摄影的表述过程中，一直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一方面把摄影的言说拉向科学，比如今天有关摄影史学的讨论，客观，拉向科学，拉向客观，拉向真实，比如我们强调以图证史，图象就是历史，图象能反映历史的状况，一方面拉向科学的一端，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拉向艺术的一端，摄影是什么？你的摄影行为，你的作品，那是我个人感知的结果，那是天启的结果，那是我个人经验的积淀，在科学话语与艺术话语，甚至艺术话语神秘不可知话语之间存在一种矛盾，一种背离，我们今天讨论新锐的时候，事实上有时候也是在两种话语之间打架，有时候显得无所适从。关于这两种话语之间，美国有一个摄影评论家叫阿伦.塞库腊，他给我们开出结论，关于摄影的言说，摄影的表述，它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艺术的，到底是什么？它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种辗转、腾挪的东西，我觉得他的结论还没有给出结论，关于摄影言说和摄影表述中所面临的矛盾、困惑，同样，在今天有关新锐的表述中，也时常在两者之间打架，有这样一些东西。

     

    前些年关于纪实摄影，关于报道摄影，大家严肃来谈这个问题，事实上参与其中众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学习、借鉴西方摄影师的结果，我们琅琅上口西方纪实摄影大家，纪实摄影师，他们的书籍，我们无论多么穷都买下来摆在床头，天天翻阅。我们今天的影像实践，年轻一代的影像实践，他们有没有学习的目标？有没有学习的对象？或者说有多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内心？是自己深思熟虑思考的结果？还是有一些学习、借鉴、模仿，甚至抄袭的结果？这同样是一个问题。这段时间我比较了一下，近些年来同日本、韩国摄影师交流的他们给我的材料，有些材料我甚至没有打开，因为寄过来一些日本、韩国摄影师的状况。我做了一个比较，有一个结论，我们今天摄影探索中间，有一些状况和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日本、韩国年轻一代摄影师的探索，有非常相似的成分在里面，包括对传统元素的借用、挪用，东方元素的挪用，我不知道我这个结论是不是有偏颇？或者是不是得到在座一些年轻摄影师的认可？我翻阅了上百本日本、韩国各类的摄影资料，1923年的时候出版家张元济就说过一句话，中国人所做的摄影，所谈论的摄影，从所说的言语、话语到所做的状态，那么全部来自西方，全部来自东洋，我们今天有关我们的摄影，走出这么一个状况的话，我们的摄影有多少非常自觉的状况？而这种自觉的状况在面临西方摄影170年，西方很多前面的大师，包括近邻的日本、韩国摄影实践上的先行者，一些前辈们，我们如何自处？如何处人？当年中国的历史，大炮打进来的时候，我们如何自处？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如果处人？又如何面对他人来展示自己的东西？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非常强烈能感受到这种状态，放到中国摄影的历程里面来看，摄影传入中国，中国人最早把摄影，把照相机这样一个西方现代性的工具作为我们自觉的传达，对世界传达，对世界认知的工具，放到这样的历程里来看，比如说从清朝的宫廷里，从慈禧运用政治影像，那个时候中国驻法的于西林（音译）在故宫里照相，那是大清的政治家对摄影主动的运用，到袁世凯对图象的运用，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甚至到我们今天政治领袖对影像的运用，在这样的一个逻辑里，实际上这些都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对于影像主动的运用，当然这是政治运用，是一个影响很多人生活的运用。到二、三十年代，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康有为这些人，把西方现代性的工具，把照相机这样的工具纳入到传统文化传宗接代的工具，美化人生，陶冶情操，消遣的工具，这样的一些传统，当这些传统遭遇到国仇家难的时候，这种传统肯定会遭到批判，这个时候人们强调有力的作品，强调国防摄影，强调摄影作为一种武器。但是摄影到了1956年以后进入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语言的转向，到了八十年代，纪实摄影、报道摄影显然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叛，在这种状况下，这种反叛、反动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于原来的元素，在这种状况下一直走到近些年，我们新的语言是不是呈现新的面貌和状况？我们如何来理解今天关于所谓新锐摄影价值的判断？我想从我个人来说，依然是在观察、判断的话题。这一期给《中国摄影》杂志写的文章，我有一次在北京胡同墙上的垃圾堆里看到歪歪扭扭的一句话，“如果花开，我会感激；如果分开，我会忘记”，当然来自一首歌词，也不是原创，对于美的摄影现象，如果花开，我会感激，如果分开，我会忘记，是不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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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近年来影像新实践的判断、认知，我觉得它呈现了几个特点，比如说价值的含混，道德制高点的模糊，还有非叙事性，甚至无逻辑、娱乐化，消遣、唯美的特点。我的结论是什么？事实上这种探索，感动我的，或者震动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身处这个年代文化道德状况的反映，原来铿锵有力的表述今天不存在了，或者今天不主流了，为什么不存在、不主流？如果我今天这么一个场合这么注重语音？孙京涛先生没在，我模仿他的胶东口音，关于TOP20的肯定不像，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场合，听到一个人在声嘶力竭地在讲话，或者是在念他的发言稿，而他讲的那套东西非常正确，毫无漏洞，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曾几何时，在革命的年代、战争的年代、运动的年代，它是主流的一种语音，甚至语速，这样一种表达方式，那种情况下，至少像傅拥军先生这样的讲话肯定不流行、不主流，但今天可能成为非常主流的音调、语音。


    曾璜：我客串一下，对于晋永权刚才谈的五个趋势，关于摄影的责任等，久良你说一下吧，说你的转变，从记者到当代影像艺术，但采取了非常纪实性的，你谈谈你的经验和感受，可能你能很好的解释一下。

王久良发言中   拍摄/张静


    王久良：虽然我们是谈新锐摄影，但是我们之所以谈新锐摄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新锐摄影，从昨天的讨论开始，我一直听到一个音调，对新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评判，怎么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如果让你说出一个详细的新锐摄影概念的话，大家可能讲得很模糊。最后我总结了各位老师的发言以及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每个人心里都有对新锐摄影的感觉，或者说一种无形的，无法诉说的评价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好摄影，或者美的摄影，或者牛的摄影，大家都会这么说。TOP20可能有一百人参加这个活动，最后我们估计评委的评判标准还是取前二十名，也就是说这二十人在一百人中算是比较好的。所以正是因为这种身份鉴定的模糊，今天我们之所以谈这个话题，刚才老师说的时候我是什么感想？就像前段时间《中国摄影报》的编辑给我发邮件，问我是什么新锐？后来我说只能算半个新锐，锐不锐、新不新应该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系。昨天有老师说过，新锐是动态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新锐，如果把我们这二十个所谓的新锐放在这里的话，肯定是我们当代、当下的新锐，我们每个人的影像都是对当下的表达，或者对当下问题提出个人的解决方案，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不谈新锐摄影，谈好的摄影，好的摄影应该是具备好的关系的能力，摄影是一种语言方式，它是说话，是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比如金立旺的摄影，他昨天和我纠结了半天，他说我的摄影是新锐吗？哪儿新锐了？我说当一种生命语言被创立的时候，他如果没有明确版权标志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它，不管你是使用什么手法，你不都是在说话吗？如果是火星人的语言或者非人类的语言和我谈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因为你不说人话。我觉得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无论你作品看到具体的信息，还是你的作品含有情感，我觉得必须和我发生关系，要不然我愤怒，要不然让我喜悦，或者是不屑一顾，都可以，但是不能是无动于衷五，至少从这二十个摄影师的作品来看，幸好没有存在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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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让我说说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每个人的言说内容和自己所处的小环境有关系，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你个人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学生说我在表达自己内心的世界，我说你也只能表达你内心的世界，因为你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所以一个好的作品，尽管你是表达自己内心的世界，你可以自说自话，这是人的权利，但是如果到了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还是自说自话的话，那就是有病。因为无论是语言还是我们的影像都是交流工具，我们之所以放在这儿，放在美术馆里，其实都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这个影像都是在表达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甚至你对这个世界所看到问题之后自己的解决方案，用一个语言来陈述事实或者个人价值评判。他们拍的上海我也很喜欢，我虽然去过上海，很少，我觉得西方的文化元素和中国的文化元素，现代的文化元素和传统的文化元素交织在一起，他的看法暗合了我对上海的看法，这是跟我发生了关系。再谈谈骆丹的作品，他的作品是石板技术，相对比较古代的摄影技术，但是好多人认为它是沉浸在某种技术的乐趣里，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骆丹作品的脉络，我觉得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晰的，骆丹看过那么多无序的现实之后，是记录个人的解决方案。前面说信仰价值，我觉得是道德价值观的重新建构，因为这个作品是放在这个环境里，而我们有些时候是相互对照的东西，这种尝试也是一种建设，我觉得现在需要重新建设的勇气，摄影师都要有责任，我们真的要有重新建设的责任。

摄影师杨承德发言  拍摄/张静  

    杨承德：我叫杨承德，当时有人告诉我消息说我入选新锐了，我其实并不关心我是不是新锐，我知道以后，我最想知道的是哪二十位，后来我知道了这二十个人，其实我的心里已经凉了半截，为什么？因为有很多重复，有很多是我们所熟知的作品，它是前面好长一个阶段的东西，可能我们是第一届，把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挑出来展示给大家，给他一个身份认定。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经常关注当代艺术，我也做，艺术从表现神到表现人，到表现生活，一直到现在，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已经走得非常远了，已经面目全非了，有一些只是一种感觉，有一些油画，它不以存在的方式而存在，画得非常精细，展览结束把它抹掉，以一种非存在的方式介入艺术史，那是非常具有开拓精神。但是，我们在讲摄影，我们在讲新锐摄影，我们有没有划地为牢？有没有怕别人说我们不是摄影？昨天李楠老师讲，有一些担忧，将来会往哪里去？下水道？其实现在也有一种担忧，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得了一个新锐的头衔，的确是很厉害，会往哪里去？我昨天也和李楠老师说了两句话，我说其实这一次我的作品是我最不新锐的，是最传统、最保守，孙京涛、颜长江老师还对我在07年展览的《鸽子花》（音译）系列很赞赏，但是说实在的，我不敢拿出来，因为它已经很旧了。但是这个旧又说到创作上面了，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无意识的，一种纯粹凭自己内心感受去拍的东西，后来我看到柏林斯基的东西，原来早就有人这么拍了。上个星期四我到北京798，在书店里我翻了一天的书，后来我又发现，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尼古拉贝尔（音译），他今天五月份出了一本书，也有我们这次展览的模式，大白天拍，把它压得黑暗，去掉无数细节和层次，最后呈现出来就是黑蒙蒙的一片。当时我很震撼，他可真大胆，我以为我的已经是够搞怪的，其实他更大胆，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也不行了，因为我这组照片也是三年前的，去年全部都打印好作品了，准备年终展览了，还差七天时间我突然有一个点子，亚运会正在开，我说拍一个影子亚运，后来有人说不要太针对政府，所以我改成了真实的影子。其实我想我也没那么深刻，没那么哲学，无非就是一种内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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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再说回来，我也有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谈论新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在自话自说？我们摄影新锐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刚才晋老师说有五个方面的模糊，或者是什么现象，其实这就是一种时代的特质，我们在新的时代，我们的摄影究竟怎么响应这个时代的呼唤？这个时代的节奏那么快，信息的获得和传递这么便捷，人的感受变化这么快，而且是很深刻的，我们的摄影究竟以什么样的作为来对应这个时代？我非常的钦佩纯粹派的那些大师们，包括在座的，他们在追求一种很高深的境界，我做不到，我也不想去做。但是，在这个时代的面前，我们在这立身，究竟摄影应该有一种什么表现？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不敢拿出来，我昨天和李楠老师说，我回去了以后再看看，很重，它本体的东西还是摄影。




    所以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不要再把新锐说成是新的，说成年轻人，刚才晋永权老师有五次说新锐是年轻人，你可能不觉得，我听得很认真，你有五次说新锐就是年轻人，其实我们这次展览的本意没有年龄界限，这个立场我是很钦佩的，也很感谢，不然我不可能在这里和大家打招呼，我们已经到一定年纪了，坐在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合时宜，但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们都很珍惜，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希望得到认可，还是希望有展示的机会。


    第二，我们能否探讨一下摄影的未来？我们在座有很多理论大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梳理、指引？其实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期待，也是在座各位，包括社会上对摄影的期待。谢谢！

摄影师朱锋发言  拍摄/张静


    晋永权：谢谢发言，新没有年龄、老与旧之分，在评比中评委也有争论，是不是有一个适当的年龄范围？一些老先生去世很长时间了，我们看到他拍的影像也是非常新锐。




    杨承德：我再回应你刚才一句话，你刚才说某一位老师走了，想和他对话一下，他是官员，我不妨在这里透露一下，我也是官员，官不太高，很渺小，蚂蚁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值得讨论，包括年轻和年老也不值得讨论，我们作为一个官员，投身摄影，热爱摄影，早已把这一层官衣去掉了，有自己本真的东西。




    朱锋：知道今天一定要发言，昨晚失眠，失眠痛苦的是失去了做梦的自由，本来应该做梦的时间想了关于这次活动的几个问题：


    第一，既然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想尊崇活动的规则，我们来参加的应该要遵守规则，这个规则是由主办方来确定的，至于什么新锐实际上我们无法定义，我们只有一种被选择的权利，选出来以后也是被新锐。我经常观察孩子在玩游戏，像我儿子玩魔方，我觉得这次活动也有点像玩魔方，魔方的各个层层都有各个颜色的组合，怎么样把它组合在一起，变成一面是同一个颜色，这样活动呈现的结果已经是立面同一个颜色给大家，告诉大家这是新锐评出来的结果，活动结束以后各自回到各自的原点，还是回到你原来的位置，至于是否新锐，回去以后至少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




    第二，也是关于小孩子的一支笔，他在画什么，他在写什么？有时候写作，他呈现的是一种结果，影像呈现的也是一种结果，至于这个工具，一支笔或者一个相机能做什么？我觉得这样一个定义，在新锐影像评选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用照相机拍摄才能进入评选行列？这次常河老师推荐我参加这个活动，我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至于选什么样的作品来参加活动也让我考虑了一下，肯定要尊崇主办方的规则，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还是选择比较老的，或者相对保守的作品来参展。我想其他的作品，试想如果我用其他的作品来参加，能不能得到新锐的结果？能不能坐在这里？我想结果有可能是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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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我想摄影和音乐，照相机作为一种工具来呈现影像，音乐里面比如用钢琴来呈现音乐，或者其他的工具呈现音乐，那么我想是不是也可以拓展一下范围？用其他的工具来呈现摄影，这样来拓展摄影的概念和范围？笔和相机一样，只是一种工具，呈现你想法的一种工具而已。还有一点，昨天也提到落选人的作品，我觉得有的很可惜，我觉得能够给人心灵上的震撼，并不是叙述一件事情，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景观的作品也多了很多，是不是把景观的作品拿掉，把别的放上来，摄影呈现的面更广一些，我想呈现的面稍微广一些，也不至于在各个题材相对比较单一。




    最后，中国摄影家协会牵头主办这件事情，在一切为稳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能够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协调各个关系、各个力量，能够达成这样一致的结果，我想它可能还是做到了一个比较稳的结果，比较稳的结果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步子迈得太大很有可能不稳定，在中国要做一件事情必须要稳定地做下去才有持久性，我希望第二、第三届或者以后办下去的时候，会有更加多的面目呈现出来，比如20个新锐或者50个新锐，在不同的方向上有代表性的新锐出来，不至于像第一届这样，第一届只是提出一些问题，很多问题有待于以后来解决。谢谢大家！

摄影师严怿波发言   拍摄/张静


    严怿波：我是严怿波，我想说的是两点希望，第一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感兴趣的未知领域，能够继续保持巨大的热情和好奇心。第二是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还是从内心出发，观念的也好，传统的也好，只要是你自己内心出来的，源于你自己性格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生命意义的。其实摄影方面的书籍对于摄影师来说一定要看，但是未必要看得很全，看得很多，我觉得书、电影，这些摄影之外的东西，包括音乐，可以多看一些，很多时候拍照的灵感还是源自于书，对我来说拍照的时候很有用，包括一些音乐，有时候会给你灵感，哪怕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都会让你产生拍照的冲动。我就是这样，保持热情，坚持下去，谢谢！




    郑知渊：大家好，其实新锐对我来说，我没有过多深究新锐对我造成的影响。大家在说开拓摄影新的领域，或者新的方法，我现在自己感觉是，回退本身也是一种开拓，回退到过去一些经典中，去寻找他们的经典元素，并且从这些经典元素中寻找新的可能性，然后再积极的表达，也许会有新的可能，在过去的元素里面有所领悟，这是我说的开拓和回退的意思。




    第二，还是说说我的作品，我的作品和大家交流的时候，或者说和评委的交流下来，好像更多的人并不是特别清晰地了解这些作品，大多数还是觉得乱哄哄的，里面有很多元素，好的风景或者坏的风景陈述。而我拍摄的时候，其实我更关注的是怎么拍，或者用什么方法来呈现我想要的感觉，我肯定是有一个感觉在里面，但是怎么把这个感觉表现出来？这需要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感觉，需要各种方法把它实现出来。所以我希望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如果看到了一些方法，我会觉得是对的。其他的没有了。  摄影师朱强发言   拍摄/张静


    朱强：大家好，我是朱强。我想说的是，这次所谓的新锐在我的概念中，没有所谓的新或者所谓的旧，新之所以新，是因为视觉的疲软和思想的疲劳，造就了新的概念，所以说拍照嘛，我的观点就是拍自己的照，牛留给别人去吹，好好拍自己的照片就行了。还有一点，说到这点我很激动，去年在北京我遇到一个白血病儿童，给他做了一个募捐，募捐之后过了好长时间，我所认识的摄影圈里的人一分钱都没有募捐到，有时候我作为一个拍照片的觉得很可耻，可能是我圈子的范围有限，最后给这个白血病儿童募捐的人全是和拍照没有关系的。最后我想说的，作为一个有爱心的人能够爱身边的人，去关心身边的人，这就可以了，照片其实是其次的。我的发言完毕。

   摄影师朱丹阳发言  拍摄/张静



    朱丹阳：大家好，我叫朱丹阳，我觉得我能够入选很幸运，我觉得我应该是新嫩，不是新锐，入选的几个人，他们的作品有很多很多，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尝试长期做一个项目，没想到能够得到认可。为什么我要做一个长期项目？我做摄影记者做了五年，现在新闻摄影大家谈起来好像要死了，前景不是很明朗，我想给自己一个尝试，如果新闻摄影真的死了，我想从事摄影，那我怎么才能继续下去？因为看到前面有很多人尝试，像骆丹、严明，他们都从新闻摄影的圈子里面跳出来，他们在做长期项目，我想寻着他们的路子，我能不能也尝试做做长期项目。其实拍这个就是解决我个人存在焦虑的问题，昨天晚上大家吃完饭聊了很长时间，我到颜长江老师的桌子那里，最后他说听了刘树勇老师说的对纪实摄影挺惋惜的话，他觉得纪实摄影没救了，我很想听听颜长江老师对纪实摄影的判断。谢谢！



    来源： http://vision.xitek.com/00400700 ... 4244125859840-1.htm